按月配资哲学教授笔下的东汉三国，太颠覆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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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三国的那些故事，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如数家珍，然而，三国背后的东汉，却常常被一笔带过，好像没有什么可观。

但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徐英瑾却提醒我们：历史的失败远比胜利更值得关注，汉儒的疏忽之处就是忘修了“失败学”，他的《汉亡哲思录》正是要补上这一课，来提升历史爱好者的格局感。

以哲学之眼看历史，照亮认知暗区，提供决策图谱。

作为首届“博古睿”全球论文奖作品的全面完善，这本书不仅照亮了权力博弈的认知暗区，更把东汉末年的精神危机与生存困境，转化为现代人可借鉴的决策图谱。

人大哲学院教授周濂

……它不仅照亮了权力博弈的认知暗区，更将乱世中的生存困境转化为现代人可解码的决策图谱。

……汉儒的思想尚未经过佛教等外来哲学的影响，因而更展示出一种东亚式的原发纯粹性，两汉的崩溃都证明，汉儒思想在大一统之外，更设定了一种自毁程序，总会导致一个政权在并未面临军事和经济的深度危机时便早早完成了自我解构……

畅销历史书作家罗三洋

从“精神汉朝人”说起

秦政骨架下的汉儒困局

在后人眼中，三国故事总是离不开英雄美谈、智谋奇计，似乎只要提起“三国”，就意味着波澜壮阔的权谋与战争。

但徐英瑾老师提醒我们，当我们跳出演义和野史的想象，重新审视三国乱世的真实面貌，就会发现：无论是刘备、曹操、孙权，还是诸葛亮、袁绍，这些被称为“三国群雄”的历史人物，其实都带着东汉士人的思想烙印，都是“精神汉朝人”。

他们不是纯粹的新秩序缔造者，而是怀抱着重建大汉天下的信念，在战乱中不断追寻恢复统一的希望。

徐老师指出，汉末内战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场“太学生内战”，图为汉代讲学图。

三国群雄在汉末内战初起时，普遍相信“大一统”是理所当然的未来。他们的判断依据，其实深受前人经验影响：无论是刘邦平定秦末乱世，还是刘秀中兴于新莽之乱，统一总能在十数年间恢复。正因如此，纵然天下大乱，绝大多数枭雄依旧不敢贸然称帝，仿佛人人都在扮演“暂时代理人”的角色——大家争的是正统，而不是破坏大一统格局。

即便是偏安江东的孙吴，也强调自己是汉室正统的继承者。这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甚至渗透进了不同阵营的士人家族，比如诸葛家无论在蜀、吴还是魏，都各自以不同方式坚守着汉代的礼法与正统想象。可以说，“汉家天下”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成为维系群雄共识和政治底线的心理依赖。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正是在这样高度认同统一和正统的思想氛围下，战乱反而长期难以平息。表面上，大家都认同汉室的合法性，但在现实政治操作中，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权力争夺。问题的根源何在？归根结底，是因为东汉末年所继承的，不只是“大一统”的理想，还有秦制帝国的骨架——以郡县制、集权制为基础的帝国架构。

自战国、秦汉以来，分封制和熟人政治早已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央权威的依赖，以及对“名分”和“天命”灵活解释的制度妥协。汉儒虽然以“周政理想”自许，但只能在帝国体制内扮演劝谏者、名分守护者的角色，无法真正复活封建分权与儒式自治的传统。

发生在200年的官渡大战：是曾在太学精读《周易》的袁绍与在太学精读《诗经》的曹操之间的生死对决，图源：《三国演义》剧照。

于是，三国群雄陷入了一个结构性困局：他们精神上始终想象着“重建汉室”的道德高地，实际操作中却只能依托秦制帝国的权力架构。这样的错位，让儒家学说成为统一的口号，却无法提供现实的治理和协商机制。

掉入“熟人陷阱”的儒家

理性协商传统的匮乏

在封建制消亡、帝国体制确立的历史转折中，汉代的儒家士大夫主动适应新的政治现实。为了让儒学在帝制体系下生存并赢得皇权支持，他们各显神通——或以礼仪服务笼络帝王虚荣（如叔孙通），或暂借法家手段换取儒家立足之地（如公孙弘），或通过“天人感应”进行道德恐吓（如董仲舒）。

这些“组合拳”让儒家得到了历史上第一次制度化的地位，比如设立太学、掌控官方意识形态。然而，获得体制庇护的代价却是高昂的——儒家丧失了赖以自我校正的“小共同体伦理”，无法再用熟人社会的道德直觉应对庞大帝国的复杂事务，从而埋下了日后士林分裂、暴力升级的隐患。

徐老师指出，这一困境可以用“邓巴数”来理解。人类的心理和道德判断最适合在百余人的熟人小圈子内运作，而周政封建体系正好为儒家道德直觉提供了天然舞台。但当帝国成长为庞然大物，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不再适用，道德直觉在“超大规模社交”面前变得失效。面对巨型帝国的事务，评判与协作不能再依赖于血缘、友情、师生等“亲亲”原则，反而容易因小圈子私情而引发道德混乱与帮派对立。